管理学研究者郝亚洲在《剧透德鲁克》系列文章之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管理者出现折衷主义的态度时，就意味着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有效性，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站在对结果负责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而是仅仅为了平衡组织内部的关系结构。
在他看来，下属越能干，和管理者的分歧也就会越大。但谁对谁错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当管理者让下属自行设定目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双向沟通的渠道建立了。
是的，中国很少有企业能够实现真正放权。大企业必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掣肘、内斗、平衡。但对需要寻找未来方向突破的技术部门来说，掣肘、内斗、平衡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平庸开始降临。
各个科技企业为AI技术设置的“研究院”其实也是企业管理文化的某种折射，它充满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考验着企业的智慧。
科学和科技的比重应该如何衡量，当下目标满足和未来技术探索该如何平衡，抉择尺度到底该如何拿捏，几乎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研究院”能走多远。
研究院的不同走向，冥冥之中早已被企业文化写好了宿命。
平庸的研究院往往处处受限，而好的研究院往往没有Benchmark——它超越了基准线，总能创造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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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院的超脱
现代企业原本就是充满了“政治”的产物。理想与现实的拉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利益与利益间的交换，人与人之间的妥协让企业不得不在多方平衡之中前进。
拉扯必然会造成低效率。
出于商业、管理以及技术的综合考量，美国科技公司很早就形成了研究院文化。研究院存在的意义在于，超脱现有的企业制衡格局，做不受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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