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地图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地图的载体多种多样，主要有木牍、缣帛、铜器、纸笺、石碑等形式。
原始社会的地图，陶器可能是载体之一。我国地图的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我国陶器上的绘画已非常精美，因此在陶器上绘制地图是有可能的。在国外，已发现人们于大约4000多年前在陶片上绘制的地图。当然，这种地图只是事物图像与地理现象融为一体的原始地图。
我国古代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竹帛作为文字、绘画的载体的。简牍的使用时间约从上古至公元三四世纪，缣帛则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开始应用，延续至公元五六世纪。简牍包括竹简和木牍。其中竹片是那时主要的文字载体，但它太狭窄，不适合绘制地图，如《孙子兵法》有图九卷、《齐孙子》有图四卷，兵书都是书于竹简上，附图则是绘制于其它材料上的。木板既容易获取，也比较容易处理平整，是绘制地图的一种好材料，成为那时一种重要的地图载体。1986年，我国甘肃天水的放马滩曾出土四块木板地图。其中三块木板两面有图，一块一面有图，一共七幅地图，表示了河流、道路、居民地、境界等要素，为战国末期秦国?县的地图。它们大约绘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实物地图。《论语?乡党》中有一则记载也提到了木板地图。有一次，一个人背着木板地图在行走，孔子见了，连忙向他行礼致敬。那时地图是国家土地、人口、政权的象征，孔子其实是敬图及人。
木板过于笨重，用作地图载体，收藏、携带都较困难。相比之下，缣帛质地细密，轻柔易携，作为地图载体具有较强的优越性。缣帛属于高档品，用于书写文字并不普遍，但是，由于那时地图具有特殊的地位，使用缣帛还是较多的。我国古籍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在那则尽人皆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荆轲向秦王献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燕国督亢地区地图，并当着秦王的面打开地图。图穷匕首见，刀光剑影中，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杀。那幅可以舒卷的地图无疑是绘在缣帛上的。《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帝在广阿城楼上“披《舆地图》”。这种能披览的地图，也应是缣帛地图。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幅帛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使我们见到了古代缣帛地图的“真身”。它们绘制于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是至今出土的最早的缣帛地图。
缣帛作为地图载体不仅可以墨绘，还可以刺绣。《拾遗记》中有一则记载说，吴主赵夫人曾于方帛上刺绣一幅地图，“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
缣帛作为地图载体不但在纸发明之前很受人们喜爱，即使在纸发明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仍将有些重要的地图作品绘在缣帛上。唐着名地图学家贾耽曾编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就是绘在缣帛上的；北宋淳化年间，政府组织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总共用去绢帛一百余匹。
青铜也曾被用作地图载体。随着铜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在夏商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时把需要保存的重要的文字铸于青铜器上。由于地图的地位较高，也有被铸于青铜器上的。《左传》中记载的着名的《九鼎图》就是一例。
那时还有用铜板制图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幅《兆域图》，系中山王墓穴陵堂的规划图。该图即镌刻在一块铜板上。
纸不是从蔡伦以后才出现的，大约在战国后期它就被应用了，并也用于地图绘制。在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幅纸质地图，以墨线描绘了山水、道路等要素，是西汉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年—前141年）的实物。但蔡伦以前的纸产量极少，也很粗糙，不能满足绘制地图的需要。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技术与工艺，使纸的生产得以普及。至公元三四世纪，纸开始风行，成为地图的重要载体。直至今天，纸仍是地图的主要载体。
石刻也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地图载体。石刻地图这一形式很早就出现了。据《述异记》载，春秋时鲁班曾在洛阳附近的石宝山上雕刻了一幅地图《九州之图》。这是我国记载中最早的石刻地图。至宋朝时期，石刻地图开始盛行起来。当时流行把一些重要的地图作品镌刻在石碑上以利保存。这是因为纸张地图很容易损毁，而且地图的绘制工艺复杂，难以像文字那样大量抄录复制，其数量很少。而石刻地图则能长时期保存。我国留存至今的古代地图作品，宋代以前的已极其少见，而宋朝却保存下来不少地图珍品，如《华夷图》《平江图》《地理图》等，多是石刻地图。石刻地图还可供摹拓复印，有利于地图的传播。
我国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特种地图，它们有些是用多种材料混合制作的。如北宋熙宁年间，沈括用木屑、熔蜡、木头等材料制作了一幅边境地区的立体地图，供了解边疆地形、边防使用。多种多样的地图载体对我国古代地图学的进步功不可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如今，纸张虽然仍是地图载体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出现了电子地图、多媒体地图、网络地图等全新的载体形式，展望未来，必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新颖的载体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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