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史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一种客观技术层面的延伸。相较于民族主义情结主导的地图学史强调制图不断向科学规范化演进的话语叙述，芝大余定国并不关注地图技术推进演变，而关注到地图绘制背后的意图。
作者认为，清代受到西洋的影响，中国地图才成为一门纯粹的客观性学科。此前，中国地图的绘制绝不止于对地表状况表示的范畴，而强调地图多方面的功能。由于中国史地学者忽视了这种内涵，结果使得中国地图学史被曲解成为一种量度与数学方法不断改良的历史。
何谓”多方面功能“?其实在开篇，作者即认为：“地图学与与政治和制度史关系密切，但是地图学的发展跟政治变迁史并非完全平行。”
换言之，作者看来，地图绘制并非的一种单线性的“不断增加数字化或定量化，趋向现代化”的演变进程。如果将中国地图视为对空间进行一种理性的、数学的描述，那么这一观念将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用。因此，这本地图学史根本不同于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那种从半坡象形文字到清代杨守敬沿革图的叙事，而是分成不同的主题，比如地图测绘的政治环境、地图量度和文字附注的关系、绘制与艺术、中欧地图学的融合。
作者首先认为“只有将数学和地图学连在一起，定量的解释才站得住脚，因此只有与量度数据有关的图像才能视为地图学的，与文字记载有关的图像则不足以视为地图学的。”此语看上去似乎是在黑中国古地图不科学，实则恰恰相反，作者抛出这句话正是提醒读者应跳出现代人审视地图的标准化视角，而应注意到中国古地图本身的政教性。
显然，如今大量的地图在他看来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地图”。一方面，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地图是战国时期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就显然是副陵墓建筑设计图，此后的放马滩和马王堆地图，也是出自墓葬，其中一幅纸片残图更是置于死者胸前。另一方面，如马王堆地图本身的比例尺并不确定，图内部也出现了比例尺变异的现象，这就表明它们并不定是科学观念绘画的地图。
甚至于马王堆地图上三叶花纹以及太规律变化的曲线，都近似汉代漆器上的艺术，并不一定是写实的驻军图。近千年后，宋代才出现《禹迹图》《华夷图》(1136)这类“记里画方”网格，一直延续到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1555)。但作者认为，即使这种标尺也并不意味着其是以比例尺为准则绘制的，如广舆图的比例尺就缩减三分之二。换言之，是一种看似标准实际未必标准的想象图。
事实上，明清大量的地图并不采用记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并且常常没有比例尺，(p225)也就说明所谓从宋代建立起标准绘图法的说法并不成立，因此作者推论说：“古地图对于士大夫阶级，具有宗教上的功能——用于表示仪式中各种器物的安排，用于找到各种建筑的吉利地点，用于当做辟邪物以避开邪魔，用于力量的象征以保护通往阴世的道路，此外它还可用于记录天文信息，以帮助解释天象。”(p30)
当然，这显然裹杂着海外汉学家普遍对中国的臆想，而且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作者另一个思路却极有见识，他认为：“地图不但用于表示距离，也用于显示权力，用于进行教育，以及用于美学的欣赏。”
换言之，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观念审视古代地图，那么以准确性而论，卫星地图完全足矣取代了这些古代地图，如此而言，除了对古代政区名称有了解外，似乎纯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古代地图的错误与疏漏其实恰恰意味着当时权力的边境、教育的理念或具体施政的界限，那么古地图反而具有更大的内涵。其实，更晚期的《大明一统志》所配图明确是一种宗藩体系的示意，其精细与标准程度远远不及宋代的禹迹图便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作者指明：“中国传统地图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物，好的地图并不一定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利、责任和感情。”(p30)
书中作者也巧妙地追溯这种渊源，如其对《荀子》“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解释，便认为地图主要作为一种典章制度的延续传承。而对<周语>：“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作者也明白，地图不仅是对空间关系的了解，也有助于对道德的了解，就足以见得其见识不同于传统史地学者。俨然已有章实斋官师治教合一的方志纂修观念。
正如作者在第三章图像与文字讨论中所表述的：“在中国跟在其他国家一样，政府支持量度技术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表示实际的状况，而是为了维持政权的延续。较之维持政府这件大事，对自然的了解当然就是次要的。”(p93)
由此作者也就注意到了土地簿籍、鱼鳞图册和地图的关系，并注意到“唐代流传下来的土地记录簿籍全部是文字说明，但是宋代以来所流传下来的，除了文字说明，常常还有地图。土地记录簿册中古代地图，表示所丈量田地的大概轮廓，所附文字则说明提供量度数字和其他信息。”这正表明地图作为一种财政档案，肩负着具体施政情形辅佐而行的意义。而水文图亦是如此，其中文字被用来描述计量信息和历史事实，地图则被用来表示相关地区的一般自然形势。通过这两个明确的案例，作者指明传统中国舆图绘制中，图上附注的形式不是偶然为之，恰恰表明中国地图作为一种佐助施政的载体，而非一种纯客观的自然实景描摹。
总言之，这种文详图略的载体，恰恰凸显了古地图的实用性。因此，作者提出一个论断，即传统国人认为裴秀制图六法如何如何科学，殊不知，裴秀、贾耽、沈括等一系恰恰注重的不是如何绘制科学的地图，而是重视地图图像绘制的有限性，“地图与注记互补好像才是沈括地图学的基础”(p116)因此，作者注意到，沈括仿照裴秀，有“七法”，其中处转袭裴秀的六法外，却多出了“牙融”、“傍验”两条，其或许正是强调文字考证，而非量度，在地图绘画的意义。所谓“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也就正是在强调对文字资料的查证。
因此，全书作者的思路都是在提醒读者，地图的绘画背后有着绘制者的意图，即使在看似已科学绘制的清代，《瀛环志略》这种地图仍旧寓有作者对时势的态度，在东半球图中，中国的面积远小于非洲，这正是作者为矫枉传统中国世界观的一种态度。显然，这不只是鼓吹科学的地图学，而是一种和政治宣誓。这就反射到另一点上，即清代地图采取图文并行的模式，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学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定量方法在地图学理论与实际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中国地图学中为大家所忽略的一方面，即强调以文字说明作为交通媒介的政治意味。”(p108)
当然，全书否定中国地图科学绘制的背后在于认为中国科学绘制地图正是拜欧洲人所赐。全书末章对大清帝国测绘、乾隆内府舆图与耶稣会的几段学术史梳理便意在此处。但作者也认为：”总的来说，各省和地方上的地图工作人员并没有受到朝廷中地图学创新的影响，因为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接触主要限于朝廷。“
论说至此，总结全书的逻辑，我们可说作者正是提醒我们应关注古代地图非客观性的那一面，应该跳出现代标准地图的评价维度，试图去理解古代地图绘制蕴含的政制、文化意涵。也就是那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地图是作为一种价值的表现。仅就这点而论，该书就远超中国史家的演进式地图史观，况其又非我华族，能理解这点就更显难能可贵。
而最使我本人诧异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没读过章学诚的，但他却完美的理解了治教与地志修纂的关系，并且全书均沿用思想史的手法去理解不同绘图者的理念，最惊诧的是，在该书139页，作者还注意到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所言之“主观的重建”，显然，其已意识到后人应探究地图创作的主观意涵，例如在对地图题诗的研究中，他即指明”地图上的题诗表示地图读者可以知道地图绘制人的意图，并可根据这种意图来看地图。换言之，地图不仅用于复制，也用于表示绘制人的意图。“(p192)仅就其能兼跨经史、舆地、思想史三点而论，作者实属少见。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不就前成一农的一篇帖子，其哀叹为何大量四库中的地图无人重视，我们或许可以回答，正是近代沿革地理将历史地理向标准化、客观化的推进，甚至经史分科等因素，导致历史地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研究迫切为了对现代“致用”，最终也就丧失或剔除了对古代时间空间做全息理解的路径。当历史地理最终脱离政教性、甚至脱离史学，沦为古地名的考证，或许也就意味着再无人能够明白历史地理学对中国传统政制文化研究的助益，那么，当讨论中国经世之学时，也就只能将此空位拱手让给一批耍嘴皮子的“文化人”了吧。(文| 王晨光 来源|暨南舆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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