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低廉”“降低成本”……这些航天领域新“名词”的频频出现昭示着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热潮已经来临。9月12日，在第二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来自航天科工、航天科技、高校等各领域的专家齐聚一谈，畅谈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现场
商业航天正成为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动力
“订单像雪片一样飘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首个以商业化模式运营的火箭公司董事长张镝兴奋地描述着“快舟”火箭目前的市场订单，“用户关心三件事，价格是否低廉，是否能按需发射，还有产品的美誉度，‘快舟’固体运载火箭目前每公斤成本在1万元左右，价格极具竞争力。”
2016年6月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航天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达到了3353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占到总产值的76%。同时，近年来，国际商业航天发展迅猛，在空间运输、卫星遥感等方面商业化进展显著，涌现了以Space X、 Orbital Sciences、Digital Globe 为代表的一批商业航天公司，以及猎鹰火箭、龙飞船等为代表的全新商业产品及配套服务。这些航天的新力量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发展商业航天成为全球共识。
“商业航天是指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组建新的航天企业，按照市场化规律从事投融资、收购、合并、议价、赔偿、研发等航天活动，投资者和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既服务于政府需求，更服务于市场需求”，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在论坛上抛出了自己对商业航天的看法。在他看来，商业航天与航天商业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服务政府需求的同时更关注市场需求，而后者，实质上就是政府购买航天产品与服务。
“服务市场需求的商业航天才是航天发展的方向”，刘经南解释说，“市场越大，风险越小，投资效益越高，参与者就越多，人类征服太空和宇宙的步伐就会越来越快。”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发展蓝图(资料图片)
机遇：商业航天正迎来政策利好
2016年8月5日，《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施方案》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而在此之前，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也于2月16日在武汉注册成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指出，这就意味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刘经南看来，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空间巨大，2011年，美国航天产业销售收入高达445.9亿美元，占全球航天产业销售收入的64.1%，法国航天产业销售收入为56.4亿美元，而中国的航天产业收入则为16.4亿美元。“销售数额的短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增长空间的巨大。”刘经南解释到。
除销售空间巨大外，当前商业航天的发展正赶上了政策利好。2012年起，我国积极鼓励“军民融合”。2016年4月，国家航天局明确表示，“十三五”是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今年将编制《航天发展“十三五”规划》和《空间科学“十三五”规划》，发布第四版《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来推动航天立法及航天法规体系建设步伐。另外，随着我国航天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决策层的推动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航天方面的合作也将越来越多。
刘经南表示，航天应用是公认的“只受人们想象力的限制”，具有强大的适应分享经济资源和动力的两大功能，而分享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舞台。因此，商业航天与分享经济的结合，将推动产业创新，两者都将如虎添翼。
挑战：留给中国的“Space X”时间不多了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当前，国际市场商业航天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而我国商业航天刚刚起步，我国航天企业市场化的程度、市场化航天企业的数量还不足以满足商业航天的发展。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目前还存在如火箭运载能力、卫星系统寿命、卫星应用创新等方面的不足，中国要实现从追赶世界先进技术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型，还需要在交叉融合领域尽快布局，加快交流合作。
商业航天在法律法规方面还不健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晋湘指出，当前，航天数据分散在各归口部门，资源冗余、难以共享，国家级的航天数据应用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航天数据应用产业化程度不高。与此同时，军民航天资源的融合入发展缺乏统筹，航天地面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也都制约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商业航天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否则可能影响商业航天的后续发展。专家们表示，应通过航天立法，建立商业航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公平竞争机制、保险与赔偿机制、安全监管机制等，创造有序、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的火箭发射、中游的卫星制造、下游的卫星数据等已经相对成熟，Space X 也被推崇为美国创新战胜海外廉价劳工的典型案例，从这个角度来说，留给中国的“Space X”时间不多，压力之下，更需奋起直追，开拓中国商业航天的新天地。(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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