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学明、谢华，就是乌鲁木齐市两代老测绘人的代表。在他们跨越60载的追忆里，乌鲁木齐的发展脉络，亦可见一斑。
上世纪70年代野外测绘时为仪器打伞
78岁的倪学明时常摆开老照片回忆过去的测绘工作情形
第一代测绘人
脚步丈量，测绘东西南北
78岁的倪学明老人，系新疆和平解放后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才。1953年，他毕业于新疆省第一师范(现新疆教育学院前身)。毕业后，分配进入迪化市(乌鲁木齐旧称)建设局测量队工作，该队于1956年上调至自治区建工局。
“当时，这是全疆唯一承担城市测量任务的测量队。乌鲁木齐百废待兴，我们肩负着艰巨的城市测绘任务。”倪学明望着窗外，慢慢梳理着思绪。“刚工作时，小西门城墙还在。能成为测绘人，我内心特别自豪。因为，解放前在老百姓眼中这是个有技术含量的神秘工作。仪器是瑞士进口的，测量时，由专人扛着，测绘员则坐着马拉轿车，到地方才下轿观测、记录数据。有人就调侃‘老爷观测下轿子’。”
城市规划建设全凭测绘图、地形图，来描绘城市新蓝图。1955年~1956年，倪学明所在的测量队，对全市进行城市测量和工程测量，绘制出1：5000的城市地图。
“这意味着地图上1厘米等于实际50米，需要很高的测绘精度。每到一处，要先找到控制点，拿地形尺测距离。为街道测条带图，需用钢尺测宽度，两人就像拔河，拉得绷直，读三次。回单位后再打算盘计算，手工勾勒等高线。当时工作很严谨，虽是手工测量计算，精准度不比现在用电子的GPS误差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内多数地方还未通公交车，更别提郊区了，测绘人全凭两条腿步行。倪学明回忆，当时测绘范围，南起乌拉泊检查站、红雁池，北抵四工，东达东山公墓，西至妖魔山(雅玛里克山)，都是步行往返。
“父亲去测绘，时常要步行两三小时，背着近20公斤的仪器，和能装两三公斤水的水鳖子(大水壶)。午餐是冷馍馍，水喝完了就接渠水喝，天黑了才能回到家。有时，测量任务在二工、七道湾等远郊时，还要搭帐篷开伙，一住就是半月一月的，家在眼前也不能回。”在女儿倪妍的印象中，父亲每年3月~10月基本都在户外测量。
由于全疆城市测绘需要，倪学明还被派往地州工作过。1958年，库车发洪水，老城被淹，上级派测量队到库车，为建新城测量地形图。当时正值六七月，一行人坐卡车四天才到库车，一路酷热难耐。落脚处是土院落，距老城三公里，购买生活用品很不便。队员们都是白天测量，晚上点着油灯描图。
1960年，倪学明又回到乌鲁木齐市建设局，被任命为测量队队长。先后参与了北京路、喀什路的前期测绘。1975年，重修河滩公路时，又承担了全长16公里的测量任务。
测绘工作不仅条件艰苦，还是寂寞枯燥的。倪妍说，“其实，父亲是个很感性的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用曼达林弹奏《新疆好》最拿手。一回到家，父亲便一边和面，一边和孩子们又唱又跳。”倪学明也一同回想，“同事刘荫楠(《乌鲁木齐掌故》作者，已故)多才多艺，测量之余，喜欢唱京剧、维吾尔语歌，还能用新疆方言改编歌词。野外跟他在一起工作，氛围轻松又热闹。”
[page] “那时，大家工资都不高，出差也没差费。可谁也没想过荣誉什么的，就是踏踏实实干活。城市规划每年都有变化，路改、建桥、房屋拆迁或新建，都必须重测更新地图。我们就是为城市建设服务的。”
第二代测绘人
乐在其中，喜看首府新景象
“远看像逃荒的(穿着破皮大衣)，近看像要饭的(扛着三脚木架)，走到跟前一看是搞测绘的。”提起过去外界对测绘人的调侃，谢华不由得笑了。59岁的谢华，现为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书记、高级工程师。1977年，他从部队测绘系统转业，调入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测绘队，从事测绘工作36载。
作为第二代测绘人，最初工作条件，较之倪学明并无多少改善。
“我们测绘人形容自己是‘鹰眼，兔子腿，骆驼胃’，前两项是说眼神好、腿脚快，有一回我们从大地窝堡到红雁池选点，背着仪器，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步行了20多公里。而骆驼胃嘛……”
谢华卖起了关子，“1980年，自治区体委下属的一处场所，要由现幸福花园附近迁至水上乐园，请我们去测绘。午饭时，对方为我和其他三名同事端上两个大盆(直径30公分)，包子摞得冒了尖。对方转身去找醋，回来时发现两个盆都见底精光了，惊讶得张大了嘴。”
“其实，测绘人不是天生能吃，而是当时条件太艰苦，吃一顿往往要顶一天，饿出了大胃王。”说到此，谢华几分感慨，“上世纪70年代末，勘测北京路时，现北京路环球大酒店附近还是二工乡菜地。我们渴了就喝农田旁渠水，农民很奇怪，‘这么脏的水你们咋喝啊?’我们循着渠往上一看，原来水是经从粪坑流过来的，是肥地水，恶心了两三天……不过，对于测绘人来说，‘喝错水’是寻常事。”
此外，测绘队员基本是清一色男性，年轻时不好找对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姑娘一听介绍说是搞测绘的，一般面都不见。社会上流传着“好女不嫁测绘男，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了房，抱着一堆脏衣服。”
精密的测绘仪器多是进口的，爱护仪器便成了测绘人铁的纪律。夏季，外出测量时，人不打伞，但要给仪器打伞。有一次，谢华背着仪器在前面走，后面一位老同事给他撑着伞。路人见了嘀咕，“真奇怪，老人给年轻人打伞!”冬天，观测仪器时，时常眼皮一下沾到经纬仪或平板仪的目镜上了，不敢硬拔，等几秒钟冰霜化了后，才能把眼皮“拔”下来。每天归队，谢华都要仔细检查仪器，用麂皮擦拭。
谢华对那些老仪器感情颇深，“现在的电子仪器很轻巧，出数据很快，就像‘傻瓜机’。但只能观测800~1000米，而过去进口的光学仪器，需要三四人成一组，但可以测量五六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精度也很高。现在，很多测量还是要扛老仪器测绘。”
在工作实践中，老测绘人还总结出了不少巧办法。谢华说，老的测绘人可以目测高程，拿铅笔和眼睛一瞄，就能测出三四公里距离。还能骑自行车测距离，在轮圈上做记号，拴根红绳，推车或慢慢骑车。预先测好一圈多少米，数出多少圈，一乘就得出距离了。骑自行车测距，可以节省不少人力。
对近30多年的乌鲁木齐城市变迁，谢华作为参与者，感触颇深。他说，1972年前，乌鲁木齐市区的范围很小，仅限于红山路以南，南门以北。一开春，到处是泥巴路，几乎人人备有胶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了修幸福路打通人民路的测绘，90年代又为修南湖路测绘。这座城市发展太快了，城市在西扩北移。过去，西山仅有烧碱厂一个大单位，铁路局片区居住的人到友好购物，还说是进城了。如今，北门要修地铁了，其周边除了八一剧场，仅有环岛东南角一座三层楼是老建筑。城市建设工程，测绘验收一头一尾都是由测绘人完成的。虽然无人知晓，我们生活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是一种自甘和不语。这是测绘人的欣慰，亦是胸襟。（王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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