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一些热心读者和有关专家向本报提供史料和线索。特有意义的是，这些史料和线索围绕着“钓鱼岛历史上曾属福建省”的话题展开。本着对历史负责的认真态度和传媒所必备的科学严谨，本报记者循着线索走访了有关专家，并在厦门市图书馆的支持下进行了史料核实，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还到小嶝岛寻访史迹，见证了厦门先民曾赴钓鱼岛的事实，把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钓鱼岛和闽台的深远渊源及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首度挖掘出来。
《筹海图编》一书中“福建七”的钓鱼岛(钓鱼屿)
洪卜仁
澎湖巡寨 陈信惠
古画中曾停泊钓鱼岛的“福船”
南宋年间
守闽将领统辖钓鱼岛
对闽南历史研究颇深的文史专家颜立水先生指出，钓鱼岛与福建，特别是闽南的关系，非常深远。早在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岛上建立了军营，为了确实有效地守卫海疆，汪大猷派遣将士分别屯戍到闽南各岛。当时，澎湖列岛、台湾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都隶属汪大猷驻扎在澎湖军事机构的统辖，在行政上则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这一历史事实，在相关历史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到了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64年至1295年)，朝廷在澎湖设立巡寨，钓鱼岛则属澎湖巡寨所辖。颜立水先生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澎湖的这个巡寨虽然是泉州府同安县的下属机构，但却是一个正式的官派机构，任职巡寨的官员陈信惠是闽南晋江青阳屿头陈厝人，对闽南海岛的情况十分熟悉。陈信惠被认为是历史文献中首度专任对闽南沿海各岛屿进行巡检的官员。尽管巡寨是同安县派出的一个机构，但澎湖巡寨管辖的范围却相当广，其中包括了澎湖、台湾及钓鱼岛等福建沿海各岛屿，说明了当时朝廷对闽海疆的重视。钓鱼岛成为了当时同安县属下的澎湖巡寨直接管理的最东边的一个岛屿。颜立水先生指出，从这个史实上来说，钓鱼岛的行政所属曾经归属同安县，可见，钓鱼岛和同安(从现在的角度讲，也可以说与厦门)还曾有这么一段特殊渊源。
海防绘图
记载钓鱼岛在福建区域内
在采访中，有关专家为本报记者提示，钓鱼岛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的文献繁多，它曾经属于福建省一部分的明确史实在史料中可以找到直接的依据。因此，我们特往厦门市图书馆的馆藏获取更直接的权威信息。
在厦门市图书馆的支持下，本报记者特准允许进入古籍特藏库，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阅到了钓鱼岛是我国领土铁证的一些古文献，这让我们感到振奋，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历史文献中，钓鱼岛明确地归属在福建省所辖范围内。
这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由抗倭最高军事长官胡宗宪主持，其幕僚郑若曾执笔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它是我国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思想的海防地图和记述。在此书卷一《沿海山沙图》中的“福建七”、“福建八”地图内。(“福建七”“福建八”是《筹海图编》中有关福建全省地图的第七部分、第八部分。)记者清楚地看到，这两幅地图上排自右至左第五岛鸡笼山起，依次有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其中“钓鱼屿”即现称的“钓鱼岛”，“黄毛山”即现称的“黄尾屿”，“橄榄山”即现称的“南小岛、北小岛”，它们都是钓鱼岛列岛的组成部分。据专家介绍，明朝的官方对这些地图的绘制，是十分认真的，目的是为“备倭之制”，即配合防倭御倭，打击侵犯沿海倭寇的设防策略。实际上《筹海图编》是一部明朝中国海防的军用地图。由于《筹海图编》属于官方主持绘制，岛屿归属的省份划定十分明确，从这部古代的军事地图上，可以看出钓鱼岛在明代属福建省的辖地。同样在《筹海图编》里，还可以看到对厦门的多处相关记载，换句话说，当时在福建的海防里，厦门、钓鱼岛都被列入了防倭的重地。有关专家还指出，通过《筹海图编》对钓鱼屿(即钓鱼岛)的明确记载可以说明，早在明代，我国就通过官方文献的形式，向其他国家宣示钓鱼岛及其岛群的海域主权归属。而钓鱼屿是在福建辖下的，隶属于福建布政使司管辖范围并行使主权，让外界一目了然。这正是“钓鱼屿”划归在“福建七”地图上的缘故。
噶玛兰厅兼辖钓鱼岛
实为福建省所辖
铁证无独有偶。记者还在厦门市图书馆内，找了清朝监察御史黄叔璥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撰写的《台海使槎录》。其卷二“武备”中清晰地记载道：“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据专家介绍，文中“崇爻”是形容高耸交错，“薛坡兰”则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也就是《筹海图编》中的橄榄山。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巡视大员在1722年之前就实地考察过钓鱼岛列岛，并曾建港泊船。而随后同治十年(1871)的《重纂福建通志》之中的《噶玛兰厅志》还引《台湾使槎录》谓“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一语，足可证明钓鱼岛确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已被视为台湾的附属岛屿。此后乾隆十七年，王必昌的《重修台湾县志》;乾隆二十九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嘉庆十二年，谢金銮的《续修台湾县志》，都延续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的记载。专家还告诉我们，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入清版图，当时清政府为加强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巩固祖国的东南海防，设置了福建省的台湾府，之后朝廷对闽南的政区和沿海岛屿的海防部署都有所调整，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是延续不变的。钓鱼岛后来划归福建省台湾府葛玛兰厅(今台湾宜兰县)管辖。也就是说，钓鱼岛在台湾另设行省之前实为福建省所辖。
随着采访的深入，有关专家还向我们指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清朝乾隆年间，由朝廷主持编绘的一部《坤舆全图》，其中当然少不了我国领土的钓鱼岛。但在钓鱼岛的名称上，标注的却是闽南语的发音：“好鱼须”(hao-yu-su)，其中，“hao-yu”正是闽南语“葫(捞)鱼”一词的发音，而“su”则是闽南语中“岛屿”的意思。这更说明了钓鱼岛和闽南的密切关系。
【专家谈】
洪卜仁：厦门与钓鱼岛缘于航海
对厦门地方史造诣颇深的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洪卜仁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关注钓鱼岛主权与日本争端的问题，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在采访中，洪卜仁先生指出，厦门与钓鱼岛的缘分始于航海。
洪卜仁说，从明代开始，厦门一带便出现了与琉球交流的使船和商船，均成为“福船”。他亮出明代永乐年间的古籍《顺风相送》，来说明从1403年起，厦门与钓鱼岛便有航海往来。书中“福建往琉球”章节首句 “太武放羊”，是当时前往琉球航线的“专业术语”，可解读为“(到琉球)以厦门港口的太武山作为起航点”。在另一本记载钓鱼岛的古籍《使琉球录》中，也有“过钓鱼屿(即钓鱼岛)……” 的记载。洪卜仁说，该书作者陈侃是福州人，承认前往琉球的使者，当时许多前往琉球的使者大都是福建人，钓鱼岛是福建最东端的岛屿，临近琉球。
洪卜仁指出，厦门不仅地理上牵系着钓鱼岛，在人文方面为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厦门学者历经几十年，对钓鱼岛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借口。其中，曾经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厦门人邱宏达曾发表论文《中国对于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论据分析》，运用日本文献中的前后矛盾来驳斥日方;祖籍台湾的厦门人卢敬亭，曾经留学日本，凭借对日语的熟练和对日本史的洞悉，发表《关于‘钓鱼岛’的一份遗稿》，用雄辩的事实证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在正所著的《台湾海疆史》一书中也以有力的证据证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中国。厦门学者已成为钓鱼岛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
洪卜仁先生告诉我们，厦门民间一些史物史证也与钓鱼岛有关。在厦台商洪明章先生，藏有清嘉庆年间任册封琉球正使一品官员齐鲲的牌匾(见配图)，记录了在册封途中，经过我国最东端岛屿钓鱼岛列岛的正是他的副使——《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我们与洪明章先生取得联系后，一睹这块目前留存在厦门的珍贵匾额，洪卜仁先生说，类似的史物显得弥足珍贵。
【采访侧记】
让钓鱼岛“活现”出来
在本专题一系列采访中，我们获得了各方的热情支持。在厦门市图书馆，由于我们所要核实的资料属于图书馆资料库的珍藏品，不对外开放，在图书馆副馆长付虹的支持下，管理员陈红秋、李颖等热情相助。
陈红秋很快为我们寻找到了清代原刻板的《噶玛兰厅志》，它被存放于古色古香的木夹子里，小心打开，一股幽香扑面而来，原来是图书馆为了防蛀，用了中草药 “灵香草”来保护。这本已有两百年历史的古书完整如初。古书共有八册，找出钓鱼岛的记载谈何容易，管理员陈红秋的专业特长表现出来了，很快查找到了 “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的记载。之后，陈红秋又帮我们从《四库全书》中，搜寻出了《筹海图编》等典籍，其中关于钓鱼岛属福建的诸多记载让我们收获甚多。
采访中，文史专家洪卜仁、颜立水，翔安民俗专家张再勇、热心读者台商洪明章等都尽其所能地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说：“通过史料和民间的挖掘，要让钓鱼岛与闽台的关系‘活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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