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但是前辈科学家却用小钱、小投入做出了大成果，比如两弹一星;现在国家是大投入，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出的成果不够大。这个事情值得院士们思考”。
“两位国家领导人讲话的要点，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从另一方面看，这说明我们的创新做得还不够;两位领导人都说要加强体制改革，就说明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6月11～15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和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以下简称“两院”)的1200多位院士中引起热烈反响，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对此感慨万千。
尽管如此，在杨焕明看来，我国科研发展的后劲还是“很大很大的”——“我们的科研经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我们的科研团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有创新的意识，我们的创新主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总书记讲得最多的是创新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告诉本刊记者：“总书记在讲话中，讲得最多的词就是‘创新’。现在的情况下，拼资源、拼人力肯定都要穷尽的，必须靠创新驱动发展，用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去获得创新结果。”他认为，创新最主要有两点，一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没有这个创新不能保证科学创新;二是人才管理的创新，在人才教育、选拔、培养等方面都要创新。“总书记强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正是基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事实。”
从事航空航天领域发动机材料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惠彬告诉本刊记者，“我国在航空发动机以及发动机材料方面长期仿制。吴邦国委员长曾说，航空事业发展很快，两个差距很大：一是复合材料，二是发动机。作为从事航空发动机材料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压力很大。我们不能再走仿制的老路，必须自主创新。”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而美国、日本仅为2%～5%;我国高科技含量的关键部件主要依靠进口，如集成电路设备的90%、高端医疗设备95%以上依赖进口;光纤设备和电视机、手机、DVD的“心脏”几乎全部是进口。
长期从事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的消化病学专家樊代明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我们现在用的药，自主创新的很少，97%都是仿制外国的，13亿人口都吃仿制外国的药。我们使用的医疗检查设备，CT、核磁共振等，90%多都是买外国的。”
在他看来，“药品吃别人的、机器用别人的、人民币用自己的”是造成当下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办?只有依靠创新。依靠自我创新能力的提升，依靠我国科技的进步。最近400年国外医学和生物学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靠的就是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白春礼认为，广大院士是我国科技界的优秀专家，科技创新是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提倡富有生气、不受约束、敢于发明创造的学术思想自由，尊重真理和规律，不迷信任何权威，要有批判思维，独立思考，尊重个性。”他强调，“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求知、求真和崇尚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精髓。”
白春礼表示，“科技创新是一项艰辛的创造活动，具有复杂性和较大不确定性，需要团结合作、协力攻关;需要营造宽松、和谐的创新环境，‘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也需要科技工作者不为名利所惑，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再解“人才是第一资源”
白春礼向本刊记者表示，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科技与人才堪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在若干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前沿或国际先进水平。能否做到这一点，人才是关键;身为院士，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发现、培养、提携青年人才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最大限度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讨论，鼓励青年人才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敢于质疑和超越老师的学术思想、敢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营造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学术环境，这是我们院士的责任。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院士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位新当选院士向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认为，“创新驱动力关键是人才，人才培养的摇篮和源头是在高校、在大学里面，作为学校负责人，我们责任更加重大。”他认为，创新需要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因此教学也要跟上来，要有跨学科的教学，要以高水平的不懈研究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
78岁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电子物理学家刘盛纲院士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很多，诱惑也太多。那么多‘帽子’他要去争，‘杰青’、‘长江学者’是帽子，‘’、‘千人青年计划’都变成了‘帽子’。面对那么多精神的、物质方面的诱惑，能有多少年轻人能够安下心来‘面壁十年’，把基础打好?可是没有基础，你拿什么创新?”
“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各种类型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至少要有3万至4.5万人，才能基本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在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白春礼告诉本刊记者。
据了解，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安排，我国将加大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开发力度。到2020年，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名。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院士表示，人才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不仅要积极引进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和技术，更要花大力气培养和造就在本土成长起来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国家在人才引进方面，应该有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而不应该成为有关权力部门的业绩显示。”
科技体制创新是龙头
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表示，近些年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持续增加，但我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比如许多半导体特别是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些核心技术，我们都不掌握，“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科研体制的问题。”
夏建白举例说，核心电子器件问题，国家设立了专项，虽然科研经费不少，但从事这项研究的机构很多，有研究所、高校、工业部门等等，“摊子很多，就如一个蛋糕多家来分，每家分一点，结果什么也干不成。相反，像我国台湾、韩国，人家就一家，钱都集中在那儿，人家的水平就比你好。怎么发挥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值得认真思考。”
武汉大学的李德仁院士长期从事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我们的测绘卫星是买法国的，“今年我们发的卫星把法国、英国、日本的全超过去了。我们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还要向‘从有到好’努力。要像中央领导讲的那样，不但要做大，还要做强，做到可持续发展，做到能够在世界上居于更强大的位置。”但李德仁也对目前科技资源配置分散、产出效率低表示担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但是前辈科学家却用小钱、小投入做出了大成果，比如两弹一星;现在国家是大投入，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出的成果不够大。这个事情值得院士们思考。”李德仁表示，每一位院士都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带动技术创新、系统创新和体制创新。“这个任务我们不能有所怠慢。”
受访院士表示，破解科技体制机制困局，首先应全面认识科技创新的规律，更理性地思考现行科技体制框架的优劣，系统梳理科技决策、科技管理、科技评价等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建立一种更符合科技发展规律、更有利于人才成长、更有益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能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长远利益的科技体制框架。
其次，明确科技体制中政府的作用问题。真正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真正地转变工作职能，做更公正、更公平的良好科研制度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和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者。在科技管理上，应更公开更透明，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综合集成。院士们建议，应不断探索“坚持科学标准，客观公正评价人才”的人才评价机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切实改革评价机制，在同行评价的同时，引入第三方评议，确保评议结果的科学、公正和透明。(孙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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