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女博导南极科考 两艘雪龙号接她回家

　　来源：楚天都市报

　　因疫情“滞留”南极，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前几天刚刚回到武汉的赵羲老师，讲述了她不一样的“滞留”故事。

　　赵羲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队员。因为疫情推迟两个多月返程，她得以近距离观察企鹅，拍下绚丽夺目的极光，还有幸乘坐了雪龙号和雪龙2号，亲身体验了“双龙探极”。

　　赵羲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冰雪环境遥感、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

　　这次科考中，赵羲承担的是固定翼飞机队的航空调查任务。在固定翼飞机队执行的15架次科研飞行观测中，赵羲上机执行了一次，其他时间主要在地面负责数据处理。

　　1月3日，赵羲乘坐北极卡车从中山站来到几公里外的冰盖基地，登上了固定翼飞机“雪鹰601”。

　　坐上飞机“游”南极，却不像一般人想得那么浪漫。

　　由于雪鹰601是科研飞行平台，机舱主要搭载不同类型的航空观测设备，舱内没有加压装置，舱内和舱外的温度、气压几乎相同，舱内噪音也非常大，和乘坐民航客机感受完全不同。

　　赵羲穿上了最厚的“企鹅服”御寒，还准备好了随时吸氧，因为不能上厕所，飞行7个小时期间都没有进食。喜欢拍照的她也有点失望，“只有在海陆交界的地方才有风景可看，进入冰盖之后就没有什么风景了，离冰面600米高，下面冰雪都是白茫茫一片，天也是白的，根本分不清天与地。”

　　赵羲和另外两名科研人员要负责机上航空观测设备的开启、调试、状态检查和数据下载，飞行期间每半小时就要检查一遍设备运转情况，也顾不上看窗外的景色。

　　这次飞行还遇到了一些波折——云层太厚，有气流，而且飞机外面的天线出现结冰现象，必须爬升。飞机迅速从海拔3000米升到5200多米。她头晕恶心，只能吸氧。“说实话，有那么一点害怕。科研飞行的主控李航博士，是武大校友，他在报话机里笑着说‘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让气氛缓和了不少。”赵羲回忆。

　　从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开始，武汉大学师生每次都派人参加，从未缺席。这一次，全球疫情也给遥远的科考队带来影响，让赵羲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在中山站是有网络的，所以我知道国内的情况，特别担心家人和师生。”赵羲说，她有一个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父母公婆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

　　武汉“封城”的日子里，她不仅着急关注疫情的变化，也时常打电话回家安抚，给他们做心理建设，共渡难关。中山站过春节的时候，她和队友们还亲手写下了很多福字，祝福武汉、中国平安。

　　两个孩子生日期间，赵羲还利用了一下“特权”——她找到负责气象观测的队员，在放探空气球的时候写下对孩子们的生日祝福，让气球载着妈妈的思念和期盼，飘向万米高空。

　　固定翼飞机队原计划2月10日乘飞机飞澳大利亚凯西站，再转机回国。但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决定所有队员乘坐我国科考船回国，不停靠任何国家。

　　行程推迟后，赵羲一方面有了时间做更多的科研工作，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会南极。喜欢拍照的她，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都是手机拍的，我技术一般，但是在这里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企鹅是我们最好的邻居，中山站附近常有阿德利企鹅，但只有2月底、3月初，才会到我们站点附近褪毛，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象。”赵羲说，附近的企鹅大摇大摆的，不怕人，但科考队有规定，她只能远远拍照。

　　更幸运的是，离开中山站前，南极已经快要入冬，赵羲看到了美丽的极光，“真的是美轮美奂，无法用语言形容，反正是一辈子忘不了。”

　　“‘双龙探极’赋予了第36次南极科考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是坐飞机到的南极，没想到能有幸乘坐两艘雪龙号回国，真是太幸运了。”赵羲说，她乘坐雪龙号航行了17天，又被安排乘坐雪龙2号25天，在海上漂泊42天后于4月22日抵达上海，结束了158天的南极考察任务。

　　她介绍，雪龙号船体更大一些，是我国极地科考功勋;首次投入使用的雪龙2号科考设备更新、更齐全、更智能化，生活设施和条件也更好。

　　赵羲介绍，回国过程很顺利，两艘船都非常平稳地穿越海冰区，只是在穿越咆哮西风带时，5米高的大浪让不少人晕船呕吐。“我还好，没有吐。穿越西风带用了5天时间，后面就很平稳了。”赵羲说。

　　赵羲和180多名考察队员入境前，都进行了14天的体温监测，抵达上海后，又接受了核酸检测。4月24日，武汉大学派车将她和科考设备点对点接回了学校，而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生曾昭亮，还在继续留守南极中山站，执行越冬任务。

　　回忆这次特别的南极之行，赵羲说：“作为固定翼飞机队的一员，我有幸贡献了自己的科研力量。作为36次科考队一员，我有幸见证了这次载入史册的南极科考。作为武汉大学教师，我的人生在此刷新了很多第一次。我会把极地科考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学生，传承中国极地科考精神。”